付钢:用另一种方式“作医生”
来源:医师报 记者 洪天语
付钢,这位还不到40岁的企业家坦言,“现在仍然怀念那一段做医生的光阴,虽然短暂,但正是因为那一年的临床经历使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可以比其他人更理解医疗行业和医生。”
1993年,付钢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市铁路医院当了一年的医生。离开医院以后,付钢在医药行业里一做就是十几个年头。“14年来我只换过两份工作.在丽珠集团我从一名普通的销售人员一直做到集团副总裁,之后便开创了百洋医药集团。”
2005年5月,正当人们以为付钢会在丽珠集团迈向更高台阶的时候,他突然离职。于是,行业内弥漫着各种传闻,甚至传言当年的丽珠股价下跌和此条爆炸性新闻有关,但正如大多数人估计的一样.付钢果然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创业。“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自己创业。”接受记者采访的付钢毫不保留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2005年8月,国内新增了一家医药公司——百洋医药集团。没有人会怀疑付钢在中国医药圈的影响力以及个人魅力,但更多的人是在观望,这位对医药行业和医疗行业有着充分认识和理解、并有自己独特思维的年轻人会将创业初的第一个脚印踏向何处。
在很多人猜想付钢会充分利用原有的渠道和人脉资源而大展手脚的时候,他做出了令业界跌破眼镜的举动,在公司仍未立足脚跟的时候,付钢与中国医师协会合作成立了“中国医师道德建设与法律援助百洋基金”。基金首期设置5年,每年100万元,用于医师的卫生法学培训和免费法律咨询。2007年,付钢又自掏腰包,与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等法学专家合作,共同出版中国首部针对医生法律教育的《医疗告知手册》;显然,这和以前担任职业经理人的付钢不一样;作为一个新生企业他在医疗方面的大手笔投入,是一条很多人不理解和不看好的道路。付钢笑言,他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医生”。
“最近的朝阳医院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医院和医生平时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教育,没有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那整个事件的发展就不会太乐观。”直至此时.人们才开始逐渐领悟到付钢创办百洋基金和《医疗告知手册》的真正价值所在。
“药企、医院、医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目前社会所认为的那种金钱利益交换关系,本来应该很纯正的互补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公众扭曲了。”
或许,付钢在探索一条至今还没人深度尝试过的路子——药企、医院、医生之间的关系定位。对此,付钢并没有对记者细谈。他更想与别人分享他的“好人和坏人论”,“对于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而言,思想相对还比较传统。甚至往往只有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出道闯荡了10多年的付钢,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定义简单得令人惊讶:“好人就是能够为公众利益而肯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坏人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企业在社会上所体现出的好与坏,实际上跟企业所有者关联密切。”
如今,付钢的百洋集团已经有1000多名员工了。“好人和坏人论”在他的企业管理理念里展现无遗。
“作为职业经理人和自己当老板两种角色,对于责任所带来的压力,其感受是不一样的。职业经理人,对于压力的认识是如果失败了,承担责任的是企业,于个人而言,只是换一份工作。但自己当老板感受则完全不一样,企业里会有很多员工,你就必须为这些和你一起打拼的员工负责,一旦失败,将会影响到数百上千个家庭。”
1、医生需要一个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激励机制
《医师报》:您最初的职业是医生,在那个年代,医生这个职业还是很受人尊重的,您当时为什么选择放弃这个职业?
付钢:说实话,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从我的个人性格来看,我可能不适合作医生,当我在1994年离开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也曾经惆怅过,但今天看来我选择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层面上我可以为医疗行业做更多有推动性的事。
《医师报》:您当过一年的医生,从您的角度分析,现在的医疗环境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
付钢:现在的问题不是行医环境好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行医的问题。无论是回顾中国的历史,还是放眼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像今天这样医生不受社会尊重的局面。
《医师报》:医疗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您怎么看即将出台的医改方案?
付钢:医疗体制改革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医改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针对医生群体的考评、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这个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医生缺乏—个规范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医师报》:这是否也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不正常的根源呢?
付钢:当前的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就是这种机制缺乏的最直接体现。我以前曾到国外考察,从世界范围看,医生这个职业属于投入大、风险高的—个职业,但就国内而言,中国医生的付出与收入是很不成正比的。医生也是社会人,同样需要丰厚的物质条件。但由于极少数医生的不良行为以及媒体的误导,导致整个社会对医生和医院产生严重偏见,很多社会的怨愤似乎都倾泻到医院和医生身上。
《医师报》:您刚才分析,中国医生的价值支出与获得的薪酬不成正比,甚至差距不小。那您觉得中国医生的薪酬水平在整个社会里应该处于什么水平?
付钢:医生的薪酬水平应该定在整个社会的上游水平,至少是中上水平,这才能体现出社会对生命的尊重。
2、“医与药”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医师报》:经过媒体渲染,中国药企和医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利益交换关系,为什么在社会上会出现这种论调?
付钢:我非常不赞同企业诱导医生过度治疗的行为,这有悖社会公德。但我个人认
为,过度治疗是个别医生所为,大多数医生还是有良知的,医与药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我非常赞同殷大奎教授的“医与药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系,共同的敌人是疾病的比喻”这个观点。
《医师报》:那您觉得药企和医院、医生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
付钢:从国际范围看,企业和医生的关系应该是互补和合作的关系。其实,企业和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企业提供的是武器,医生则利用这个武器和企业一起共同对抗疾病。在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两者的关系是规范和协同的关系,企业不仅仅提供武器,而且能够在第一时间内为医生提供药品信息,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及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企业。
《医师报》: 当前的诸多疑难杂症损害着民众的身体健康,但从某个角度看.这也能体现出一个医生或一个社会的医疗水平高低,对此,药企在当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付钢:在一些疑难杂症上,企业应拿出大量资金进行药物研发以及帮助医生进行医学研究。另外,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企业也应给予学术支持,为提高医生的学术水平提供帮助。
《医师报》:但是这种学术支持活动,在很多行外人眼里,是否已经成为企业拉拢医生关系的一种变相行为?
付钢:不良行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就我个人所掌握的情况看,大多数中国医生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非常认真,花费大量的时间积极地国外同行交流。那种到国外游山玩水的医生还是少数。
中国的医疗水平之所以突飞猛进,疑难杂症的治疗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这和紧密的国际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讲,医疗水平的提高仅靠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让收入不高的中国医生自掏腰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明显不现实。
3、企业应该为政府承担部分社会事业
《医师报》:作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您怎么看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
付钢: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由政府、企业和形形色色的家庭组成,在这个范围里,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目前很多人有这么一个误解,即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向社会捐钱、举办公益活动等,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作为一家药企,其最根本的社会责任是保证产品质量,为医生以及患者提供质量高、安全性高的药品。同时,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员工,依法纳税。
《医师报》:那么,百洋医药集团在产品质量把关上遵循什么具体的原则?
付钢:确切地说,百洋对医药产品的挑选甚为苛刻,往往只在数百种产品中挑选出一两种。百洋并不缺产品,很多跨国企业愿意把产品交给百洋代理,我们要做的是将更优秀和更安全的药品提供给医生和患者。
《医师报》: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各有各的说法,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您怎么看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付钢:一家企业在通过合法经营获取一定利润以后,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公益事业,特别是政府暂时还没有顾及到或不太好把握尺度的工作。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贫富差距也很大,一些弱势群体确实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医师报》:成为一个企业家后,您觉得企业社会责任感给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付钢:我个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首先要做到的是遵守社会法律和公德,然后竭尽全力做出自己特色,满足公众一些没有被满足的正当需求,比如医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
《医师报》:您当时成立“中国医师道德建设与法律援助百洋基金”的初衰是什么,进展怎样?
付钢:创建基金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善医生的行医环境,因为我们发现,60%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告知不到位所引起的。2年来,我们在20多个省份开展了200多场讲座,1000多家医院、数万名医生参加了法律讲座。为了加快普及法律知识的效率,增强医生的法律防范意识,我们还编制了《医疗告知手册》,并免费赠送了1万册给一线临床医生,这也算我用另外一种方式“作医生”吧!
编后
新公司运转两年多,付钢没有让员工失望,他所开创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理念为中国医药行业带来了一股新风。仅仅自我创业两年的付钢,已带领1000多人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迅速在中国医药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付钢告诉记者,百洋医药集团在2007年的销售额预计达到5亿元,已初步具备上市条件,并被国内外多家基金所关注。但是,在中国医药和医疗产业面临拐点伊始,付钢又会采取哪些举动呢?虽然他曾经是一名医生,但毫无疑问,他将力争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企业家,回报行业,回报社会!他正努力用另一种方式“作医生”!